小人物K最近，曾经敏感且依然有些复杂的医患关系，再次成为公众关注和舆论热议的沉重话题。因为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在正常诊疗中，遭患者家属的恶性伤害，致颈部严重损伤，最终不幸离世。
悲剧总是不该发生的，但不该发生的悲剧，却不依良好的愿望而继续发生。谴责也好，悲愤也罢，都已经无法改变残酷的事实。在对逝者深感惋惜和悲痛，对家属表达深切慰问的同时，舆论更呼吁严惩行凶者。这是自然也是必然的，谁都没有权利，也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人生命，伤天害理又丧心病狂的作恶者岂能轻饶。相信法律会作出公正的判决。
对于是否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，自己是很纠结的。原因是这个话题写过多次了，感觉已经写腻了，且自知人微言轻，写了也不过“放空炮”。更何况现在写时评越来越难，因为说真话太难了，写得尖锐或者深刻，或许平台直接在审核时就枪毙了，根本就是无用功；如果只是泛泛而谈，又没有人愿意看，也不过自娱自乐，同样是无用功。怎么筛选话题，怎么确立角度，怎么表达观点，都越来越费心费力又诚惶诚恐了。但是，面对这种没完没了的伤医事件，不说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那就硬着头皮继续说下这个话题。
综观对该事件的网络评论，总体上都是对行凶者的口诛笔伐，这当然没有错，也是必须的。但很少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委，真正的原委倒成为“皇帝的新衣”，而这事实上应该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唯有找到病根，才能对症下药，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。几乎是在这起伤医事件发生的同时，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诞生了，有舆论认为保护医生、打击医闹，从此有了法律支撑。有法可依当然是好事，但是否从此“法到病除”，恐怕还真不敢这样乐观。医闹事件其实频频发生，杨文医生既不是受到伤害的第一人，也断不敢说就是最后一人。至于说惩治医闹或者严重刑事案件，其实相关法律多着，可悲剧还是在发生着，并没有震慑犯罪。因此，寄望于多了部法律，医闹就能得到根治，或许并不现实的。
我们说“重建”和谐信任的医患关系，说明原先医患关系是和谐信任的，后来则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哪怕称之为信任危机都不为过。医患矛盾激化，个别地方医闹现象曾长期存在，医闹甚至还成为职业。这样说应该是客观的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在出现医闹苗头性现象时，存在认识不到位，态度不鲜明，工作不积极，打击不给力 ，事实上纵容了医闹，否则不至于蔓延和扩散成社会问题。医院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又通过花钱买平安的方式息事宁人，最后吃力不讨好。那么，医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无庸讳言，当然是在推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，普遍出现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后，矛盾开始出现并不断被激化的。曾经备受尊崇，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职业取向，变得愈发尴尬了。
我们能怪医院吗？医院要生存发展，必须追求经济效益；我们能怪医生吗？医生也都生活在现实生活，而不是生活在空气中，他们也要食人间烟火，也需要吃饭、买房和购车的。当医院和医生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时候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，就不可避免地让步了淡化了，以致医院怪象叠出，甚至出现医院公然挂条幅“祝贺住院病人超4万”。虽然只是极端的个别现象，但其中隐含的意思，难道还不好理解，不伤害社会公众的心，服务质量能不受到影响吗？患者对由此带来的变化，感觉是既直接又敏感的，不良情绪因此郁积并发泄到医生身上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医院和医生难道不是代为受过吗？
因此，如果我们依然只是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，不从破解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上着力，恐怕是治标不治本的。如何使医院和医生，真正以病人为中心，而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才是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。重建和谐信任的医患关系，政府必须唱主角担主责，而不能寄望于医生患者自行改善关系。务实面对问题，这是不可或缺的态度。
